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问题制度结构与治理危机———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来源：SCI期刊网 分类：经济论文 时间：2021-11-18 10:08 热度：

摘 要：[摘 要] 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传承。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

　　[摘 要] 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传承。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出发，发现了主流经济学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所忽略的制度性因素。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沿着 “中间层次”的路径，将 2008 年金融危机界定为系统性的结构危机，认为新自由主义 SSA 的失灵是此次经济停滞持续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引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危机升级，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不断加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微观层面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轨迹，但并未深入探讨开展根本的制度变革。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经济停滞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制度 治理危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中，工业周期阶段的更替会经历危机、停滞、复苏和繁荣这四个阶段，而经济停滞是危机和繁荣这两个阶段轮回更替过程中的过渡阶段[1]356 。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传承。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深化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认识，就需要更加坚定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经济停滞逐渐从工业周期的阶段化特征演变为一种常态化趋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经历了一场严重的 “滞胀”危机，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便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问题。危机往往蕴藏着理论迸发的新机遇，美国 “积累的社会结构” (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以下简称 SSA) 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该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大卫·戈登 ( David Gordon) 认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表现，积累的社会结构合理，则经济稳定增长; 不合理，则经济将出现萧条。该理论介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理论无涉的发展的历史描述之间，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迁的有力工具[2]67 。伴随 2008 年金融危机 的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再次陷入了长期萧条之中。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大卫·科茨 ( David M. Kotz) 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要真正摆脱危机只能从积累的社会结构层面进行制度变革。

　　一、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停滞的现实与理论图景

　　在历史上，英国在 1825 年遭受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自此，危机问题便深刻地嵌入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之中。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经济停滞则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漩涡。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次迎来经济停滞现实与理论探索的双重挑战。

　　( 一) 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

　　自 20 世纪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多次遭受经济停滞困扰，特别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 “大萧条”和 20 世纪 70 年代的 “滞胀”危机造成的后果尤为严重。虽然西方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家都曾集中关注和研究经济停滞和复苏的破解之道，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无法顺利摆脱经济停滞的困境。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次陷入停滞泥潭，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失业率居高不下。从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来看，美国 在 2009—2015 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 2. 14%[3]118 。在此期间，虽然各国政府在不断采取各种举措，力求能够扭转经济发展颓势。但是，经济停滞趋势并未得到明显改善，相反，由经济停滞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却在持续扩散。经济危机引发了一系列的思想和社会危机，包括民粹主义抬头、恐怖主义肆虐以及种族主义问题凸显等，都为此次危机附加了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危机的爆发宣告了西方福利国家制度的衰退，由于主权债务危机和政府财政赤字，西方国家大力紧缩政府开支，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导致民众不满。同时，族 群 之 间、阶层之间矛盾增长，排外、极右等极端情绪在社会集聚，基于文化、民族、宗教的冲突不断，资本主义已经陷入治理困境[4]35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地增强，世界各国不同程度的遭受着经济停滞所引发的负面效应。如此看来，此次经济停滞较以往任何一次都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和更大的波及范围，持续的时间也更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 ( Lawrence H. Summers) 在 2013 年 IMF 年会上指出，“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速维持在较低水平，经济复苏十分缓慢。美国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危机前相比有较大差距，经济已经陷入长期停滞。”[5]随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都纷纷表态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步入 “长期停滞”状态。

　　( 二) 制度因素在经济停滞争论中失声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济停滞形成的历史、诱因与解脱路径始终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注与争论的重点。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激发了主流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讨论经济停滞问题的热情[6]3 。在主流经济学家中，劳伦斯·萨默斯 ( Lawrence H. Summers) 从需求侧出发，认为长期停滞是由于发达经济体均衡实际利率为负和总需求不足造成的。他主张借助财政政策来解决当前的问题。罗伯特·戈登 ( Robert J. Gordon) 则认为影响美国未来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瓶颈。他认为，美国经济放缓，是由于不平等加剧、教育停滞、人口老龄化和联邦政府债务不断增加导致的[7]。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 Thomas Piketty) 创作的 《21 世纪资本论》重点分析了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财富分配不均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的社会问题。按照皮凯蒂的分析，资本收益率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尤其是当经济发展相对进入停滞，因此这种回升势头预示着较为悲观的未来财富分配格局。主流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看作一个均衡的过程，因此对经济停滞问题的破解多倾向于微观层面经济政策的调整。他们多以模型假设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这种解决思路看似能高效地在理论上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但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机械地套用理论模型大概率将无益于问题的实际解决。可见，在主流经济学家探索解决经济停滞问题的传统路径中，与经济运行相关联的制度性因素并未被实际纳入其考虑范围之内。

　　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对经济停滞的再思考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选择主流经济学所忽略的制度性因素作为分析的起点，从 “中间层次” 的思考路径来分析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面临的经济停滞问题。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将此次金融危机定位为系统性的结构危机，并将经济停滞的发生归因于新自由主义 SSA 的失灵以及新的 SSA 未能及时建立。

　　( 一) 路径选择: “中间层次”的思考路径

　　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一。该学派的创始人大卫· 戈登借用宇野弘藏研究经济学所运用的 “三阶段论”，采用了从 “中间层次”的视角来理解经济停滞问题的新思路。宇野弘藏将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原理论、阶段论和现状分析，其中阶段论强调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动向同各国独自的资本主义进行理论化，同时对各国资本主义的分析也必须要以阶段论为媒介。[8]110 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正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出发来理解经济停滞问题，从微观视角深入探讨了制度结构与经济停滞之间的关系问题。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着重分析了资本积累过程中社会结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既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性分析，也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家所进行的具体经济运行政策的分析。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所运用的分析方法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 “中间层次”的分析方法。

　　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将经济停滞问题的研究视域引入到制度结构层面，进一步丰富了 “中间层次”的理论思考。特别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主张通过制度结构变革来解决经济停滞困境的新思路引人深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问题的蔓延，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也发生了转向。这一转变主要表现在由初创时期专注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和 “经济长波”，在进入 21 世纪后开始转向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长期趋势的探讨。该学派的理论转向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扩散具有共时性，资本主义遭受的制度危机成为该学派认识经济停滞的新视角。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认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停滞并不是由单一因素所导致的，这是基于一种多维、立体的社会结构的逐渐失效。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都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 二) 2008 年金融危机是系统性的结构危机

　　科茨在 《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衰》( “The R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一书 中 指 出，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用 “结构性危机”一词来概括资本主义面对的危机问题。 “结构性危机”指的是如果不进行重大的制度性重构，危机便无法得到解决[9]197 。在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看来，资本主义的高速扩张和危机都与制度有密切关系。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处于扩张阶段，那么说明该时期的积累的社会结构起到了促进积累的作用。反之，如果资本主义遭受了危机，那么就说明积累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解体，无法再有效推动经济的发展。由此，积累的社会结构被区分为两种类型: 自由主义的和规制的 ( SSA)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的 SSA 成为美国主要的制度形式，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扩张。但是，随着 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经历长期经济停滞。该学派推断，新自由主义的 SSA 已经无法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成为阻碍资本积累的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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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机以来，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回应了当下资本主义发展所遭遇的系统性的结构危机。该学派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现阶段所经历的危机已经超越单纯的经济范畴，随着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尖锐化、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白热化以及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问题的加重，这一危机已经扩散到政治领域。从近几年美国不断攀升的犯罪率之中可以看到潜藏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治理危机更是成为困扰欧美国家的主要难题。因此，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将 2008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定义为系统性的结构危机，是基于对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现实作出的理论判断。这将为从制度层面来反省和认识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提供依据。

　　( 三) 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引发经济停滞

　　科茨认为，新自由主义的 SSA 产生的危机引发了长期停滞。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的 SSA 成为资本积累的阻碍因素。该学派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得出结论: 新自由主义的 SSA 的危机表现为停滞的形式[3]128 。该学派以美国为例，指出了新自由主义的 SSA 的主要制度形式。在经济的主流观点上主张不受管制的市场制度是最优的，国家干预是对经济效率和个人自由的威胁。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强调要削弱政府对于市场的监管和控制。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方面，资本家占据主导地位，对工资和工作条件具有决定作用，工会的作用被严重削弱。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新自由主义的 SSA 推动了货物、服务和资本跨越国界的相对自由的流动。这一制度形式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推动了美国经济的稳定扩张。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将稳定的社会环境视为资本家进行投资意愿的重要因素。自 20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多次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的威胁。但是，新自由主义的 SSA 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 收入不平等加剧、金融部门专注于投机活动和资产泡沫出现。随着资本泡沫的不断膨胀，2008 年的金融危机便成为资产破灭噩梦的开端。伴随着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的衰退，资本积累进程减缓，并逐步演变为经济停滞。 “黑天鹅”事件的出现更加挫伤了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面对无法预期的利润回报，资本家的投资热情也极度低落。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疫情所采取的消极应对策略，引发民众强烈的不满。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长期无法摆脱，其关键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与政府在处理突发性事件过程时所站立的立场并非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此，科茨认为，在大金融危机和突然的衰退之后，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这些可以促进资本长期投资以实现正常经济扩张的手段，新自由主义的 SSA 已经无法提供。

　　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迅速采取了救市政策。但是，这并没有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颓势。科茨认为，尽管有强有力的主张支持重新监管金融和启用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但两者任何一个或者两种措施综合来实施也无法恢复正常的盈利能力和经济扩张[9]175 。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已经形成了体量庞大的政府机构，要迅速从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结构转向规制的资本主义，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科茨认为， “哪怕目前的停滞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 并 不 是 永 久 性的。”[3]138 因此，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在持续关注经济停滞的过程中，同样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结构存在着转型的可能性。

　　三、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后遗症: 治理危机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反而引发了经济停滞的后遗症: 社会治理危机。社会危机的爆发对资本主义体制机制提出新的挑战。面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发展方式引人瞩目，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可能。

　　( 一) 经济停滞引发社会治理危机升级

　　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表性流派，始终关注着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和新趋向。特别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该学派一直致力于从制度结构视角来寻求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摆脱路径。透过该学派对经济停滞的分析能够发现，他们比较敏锐的认识到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所呈现的新特点，也致力于从学派所创立的理论框架中解释经济停滞出现的原因。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矛盾的分析方法，将 “劳资关系”界定为理论的核心要素。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平稳期， “劳资关系”往往趋于缓和; 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动荡时，劳资冲突往往表现的极为明显。长期以来，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也是在不断寻找缓和劳资冲突的方案。

　　2008 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余年之久，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问题趋于常态化。经济停滞的常态化趋向开始引发严重的停滞后遗症: 社会治理危机。2018 年法国爆发了持续时间长达数月的 “黄马甲”运动，这场运动最初由政府加征燃油税为导火索很快演变为全国性的群众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很快又扩散到比利时、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伴随着欧洲各国经济的衰退， “黄马甲”运动进一步暴露欧洲民众对当前社会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的焦虑与不满情绪。经济停滞所引发的社会治理危机在 “黑天鹅”事件爆发时表现得尤为突出。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令人猝不及防，这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给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严峻考验。伴随着经济挑战而来的是各国的 “劳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群体在这次疫情中面临着疾病和失业的双重风险。这场疫情让那些面临着极其苛刻的公民福利国家的群众深受其害，工人阶级和弱势群体获得的医疗救助极其有限，而资本的主导者和精英阶层却充分享受着国家的医疗资源。新自由主义的 SSA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所引发的社会巨大分裂不断深化。美国 “弗洛伊德事件” 成为社会危机集中爆发的典型表现。警察暴力执法引发非裔美国人死亡的事件背后，是社会积存已久的种族歧视问题的显现。虽然这一事件发生在美国，却很快掀起了各国特别是欧洲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浪潮，在美国国内和欧洲国家的游行抗议活动更是此起彼伏。种族歧视在美国早已不是秘密，其在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的背景下，便表现为非裔美国人比白人面临更高的失业风险和社会不公正对待。2008 年金融危机距今已经超过十年时间，经济停滞势必引发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的大流行让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社会治理危机重新暴露。

　　( 二) 治理危机背景下的制度体制脱困

　　在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看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形成的一整套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在金融危机后的长期停滞趋势下失去了活力和生机。自危机发生以来，资本主义面临的最主要的制度困境便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制度基础之上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停滞引发的政治右翼的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生态危机等问题凸显。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不再是单纯的经济窘境，长期的停滞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治理能力提出挑战。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所形成的制度结构理论最初是希望从微观层面通过政治、文化、社会等机构设置的调整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遭受的困境与难题。这正是该学派的重要特点之一，力求能够从制度体制的微观视角来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问题。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由系统性的经济危机引发系统性的社会危机，社会治理危机再次激发了制度体制调整的迫切性。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学者正是从制度体制的调整来寻找治理危机的解决方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探索治理危机的制度体制脱困的路径中，要注重区分两个重要概念: 基本制度与具体机制。基本制度与根本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发展脉络，决定着国家的根本发展方向，是一个国家制度因素的宏观层面。而具体机制主要表现为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具体实现形式，影响着国家发展的成效，属于制度因素当中的微观层面。只有对基本制度与具体机制进行有效区分，才能更好地理解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所提出的摆脱治理危机的制度性探讨。不难发现，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多集中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具体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对于基本制度的变革探讨较少。虽然该学派也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替代性方案，但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特伦斯·麦克唐纳认为，目前来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替代性方案实现的可能性比较小[10]33 。这也是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最明显的区别。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话语体系中，只有对资本主义根本制度进行最彻底的变革，才能真正解决危机。马克思主义关于治理危机的制度性脱困将焦点集中在了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思考。

　　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 即 “两个必然”) [11]413 。1867 年马克思指出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12]299 。他们终其一生都在为资本主义的灭亡而不懈奋斗。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已有十余年，资本主义面临的停滞困境引发了学术界的集体反思。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成为此次危机后探讨的重要课题。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从制度性因素入手，探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问题。资本主义自创立以来便表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总能在危机时刻找到解决对策。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自身所蕴含的基本矛盾无法消除，经济危机便不会消失。因此，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迎来了 21 世纪以来的新一轮危机的重大挑战。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所面临的制度困境必定成为其未来发展的严重阻碍，这是由隐藏在资本主义内部的基本矛盾决定的。虽然资本主义可能会通过政策调整暂时性摆脱停滞窘境，但是深层次的制度祸根必将为其发展埋下更多隐患。

　　( 三) 经济停滞背景下制度结构转型的替代性方案

　　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困境，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从制度结构转型的角度提出了替代性方案。该学派沿用了制度结构的支撑点，主张在资本主义长期停滞背景下要建立起新的制度体系。经济停滞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在此过程中，更要凸显各个阶级和集团在政治上的推动力，在如此严峻的冲突中提出制度改革方案，从而形成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从劳资关系和阶级分析的视角出发，为资本主义摆脱经济停滞提供了可能性方案。

　　该学派除了从宏观上提出要建立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从具体的微观层面也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走向。在经济停滞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制度转型取决于多方力量的较量。科茨主要探讨了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四种可能走向: 第一种是全球范围内兴起右翼专制民主主义政权。这主要表现为对国内经济的严格控制以及在全球范围 内推行具有侵略性的政策。第二种是大公司主导的 “管制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并没有削弱金融垄断资本对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控制力度，这也导致了大银行和金融企业成为控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第三种是劳资妥协的改良资本主义。这种以人民利益为主的改良资本主义的结构可能会推动资本主义走出经济停滞的阴霾，但是需要强大的民众运动和工会运动作为推手。第四种是向 “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演变。这是基于对当前西方持续爆发的激进社会运动的考量，科茨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想法。但是，当前美国既没有重要的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激进的劳动运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发展过程[13]111 。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来看，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和停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进行过多种调整和变革。总结过去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的路径与选择，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提出了制度性新探索，从微观层面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轨迹。只是替代性方案未能直指资本主义长期积蓄的根本矛盾本身，资本主义能够摆脱经济停滞，还在于其能够实施重大的制度性变革。

　　( 四) 中国治理方案提供新的可能

　　在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看来，美国面临着多重制度转型趋向。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越来越受到全球发展的制约。以美、日、欧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深陷经济停滞的泥潭。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经过百年发展，庞大的社会制度体系使其自身危机调节能力不断减弱; 另一方面，来自世界上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不断冲击着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全球范围来看，伴随着经济停滞的蔓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建起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建立在不公平、非正义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秩序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脚步。实践已经证明，由资本主义构建起来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并不能推动其走出经济停滞困境，反而引发了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经济全球化使危机的影响从一国扩展到多国。世界发展需要构建起更加公正、合理的经济政治新秩序。

　　在资本主义面临经济停滞趋势的常态下，全球发展面临去往何处的疑问。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给全球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思考维度。中国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从根本上来说，应归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面临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增速依然强劲。面对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 “资强社弱”的全球环境中所实现的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为全球治理发挥着良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中国凭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面临全球经济发展迟缓的困境之中，依然能够保持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持续和谐发展。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治理经验，能够为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一种全新的模式和路径。——论文作者：杨苹苹

文章名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问题制度结构与治理危机———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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