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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风险研究

来源:SCI期刊网 分类:电子论文 时间:2021-12-24 09:30 热度:

摘 要:摘 要:媒体融合已成为当前信息传播的重要发展方向,档案信息借此可有效实现多维度、多平台传播,但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及传播技术方面也面临着种种风险。文章论述了媒体融合的含义

  摘 要:媒体融合已成为当前信息传播的重要发展方向,档案信息借此可有效实现多维度、多平台传播,但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及传播技术方面也面临着种种风险。文章论述了媒体融合的含义,探讨了档案信息传播风险的特点,通过系统梳理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面临的风险,指出当务之急是提升传播主体的信息素养、发挥档案部门的权威解读以及重视传播技术的风险管控。

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风险研究

  关键词:媒体融合;传播风险;风险管控;档案信息

  媒体融合是指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新旧媒体的融合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趋势。在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的多维度、多平台传播得以更好地实现,使档案信息这一先前不为公众熟知的事物,从“旧时王谢堂前燕”的神秘色彩中渐渐淡出,开始逐步“飞入寻常百姓家”。

  随着档案信息在人们工作、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不可或缺,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业务领域都对档案信息本身及其传播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在当前的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界关注更多的是档案工作信息的宣传模式[1]、音像档案融合发展[2]、档案宣传工作[3]、人才问题[4][5]、档案记忆[6]等方面,对档案信息传播风险这一问题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档案信息传播风险如不能及时控制,轻则可能以讹传讹、混淆视听,重则可能引发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必须加以重视。本文重点梳理了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中存在的风险,并提出三个方面的应对策略,以期降低和规避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的风险。

  1 媒体融合与档案信息的传播风

  1.1 媒体融合的含义

  “媒体融合”的概念最早由尼葛洛庞帝于 1978 年在《媒体实验室:在麻省理工学院创造未来》一书中提出,他认为媒体融合是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二者融合的基础上,用一种终端和网络来传输数字形态的信息,由此带来不同媒体之间的互换与互联[7]。当前,“互联网+”思维更提倡服务、创新、整合和跨界,这一理念也推动着传统媒体向新兴媒体跨界,呈现出媒体融合的局面,信息内容跨平台流动更加便捷,不同媒体产业间的合作更加紧密[8]。习近平同志也盛赞这一变化: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9]。

  当然,媒体融合的目的是整合多媒体资源,创新媒体产业合作模式等,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与“互联网+”思维的内涵指向一致。为此需要明确:

  第一,媒体融合绝不是替代或合并传统媒体。在融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各司其职,优势互补。如新媒体发布和更新信息具有及时性、高效性,而传统媒体传播的信息则更具权威性、公信力,两者互补融合才能发挥最大效益。

  第二,媒体融合是相互合作与创新。相互合作表现为不同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交流合作更充分;创新表现为传播平台的运营模式和合作模式将更加紧跟时代、灵活多样。

  1.2 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风险的特点

  档案信息的原始记录性、回溯性、知识性和共享性等特性,使得档案信息传播与其他信息传播呈现出不同特点[10]。尤其是在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机整合、协同发展,既传承了传统媒体的运营特点,又兼具新媒体的优势,彰显了档案信息传播的灵活性。一方面,传播主体为抢占话语权,提高传播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提升档案信息传播速度。另一方面,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在档案信息的传播上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模式也更趋多样,相继出现融合传播模式和协同传播模式,大大提高了传播效率[11]。

  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平台、效果和模式等方面虽得以优化升级,但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媒体融合环境下的传播风险,表现为多传播平台、多媒体形式、多传播模式的相互协作、相互竞争、相互合作中,档案信息传播各要素所面临的风险。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风险更具系统性。诸多的档案信息传播要素在不同传播平台和模式的协同融合之下,传播风险来源随之叠加。繁复的档案信息传播环节相互承接、交织,关系更错综复杂,传播风险影响随之加乘。多元的风险来源和参差的风险影响纵横交错形成了系统性风险[12]。

  第二,风险蔓延速度快。移动互联技术、多媒体技术、大数据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普及,极大提高了档案信息传播的速度。加之,不同类型和不同传播平台的档案信息之间的关联度也越来越高,档案信息传播风险的孕育、萌芽和蔓延的过程也将随之加快。

  第三,风险危害成本高。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自媒体与档案社交媒体大行其道,如未经确认和审核的档案信息被传播,或者蓄意造谣,传播不真实的档案信息。质量不佳的档案信息会迅速在个人网络社交圈传播,继而发生二次、三次等多次传播,在较短时间内以指数级速度扩散,影响范围十分广泛。相关部门和公信力强的官方媒体为此正名,所付出的时间成本、技术成本、网络成本和人力成本等将大大增加,损失不可估量。

  2 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风险梳理

  媒体融合为档案信息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风险也相伴而生。因档案信息在内容、形式、物理属性和技术环境等方面的独特性,其在媒体融合环境的传播风险需要认真梳理,以切实发挥档案信息的价值。其风险要素主要表现为传播主体风险、传播内容风险以及传播技术风险。

  2.1 传播主体风险

  媒体融合环境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结合得更为紧密。档案信息传播主体除了传统官方媒体,还有众多的非官方大众媒体和自媒体,信息传播速度更快,影响力更广泛,风险随之加大。官方媒体信息的输入输出有严格的流程把控保障,绝大部分非官方大众媒体也比较规范,但许多自媒体在实际的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专业知识缺乏、法律意识不强、盲目追求热点等,往往会造成档案信息的失真。

  部分非官方媒体和自媒体缺乏档案意识和专业素养,为制造噱头提升点击量,就利用读者的好奇心,随意跟风转载和传播来历不明、未经考证的档案信息,甚至杜撰、编造所谓的“档案信息”。如网上流传多年的所谓“毛泽东未发表文革诗词”“国家档案馆老干部解密:毛主席未发表过的诗词”等文章[13],便是个别自媒体的刻意编造。

  实际上,档案的公开、档案信息的传播等,需要依据《档案法》《保密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传播主体一旦传播了不真实的档案信息,或传播方式不当,将会对政府公信、国家安全甚至国际关系、社会稳定等造成负面影响。如 2018 年底崔永元在微博曝光“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陕西省相关市、县及厅、局,就连最高法、最高检甚至中纪委也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虽然此事客观上敦促了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公正对所反映事件予以处理,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舆论误导,致使媒体和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受损,也很可能会动摇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14]。

  2.2 传播内容风险

  传播内容风险是媒体融合环境下,影响范围最为广泛、持续时间最长的风险。如果传播主体对档案信息内容和关联不甚了解,选择性解读或者有意歪曲,那档案作为原始记录所蕴含的价值将大打折扣。而如果各媒体在档案信息交互传播过程中,都根据自己需要对传播内容选择性加工,很容易造成档案信息的失真。此外,真实性有待考证的档案信息一旦传播出去,最初的传播主体便无法控制,只能听任其他传播主体随意传播,以讹传讹,从而引发不良后果。

  尽管档案是最真实的原始记录,但是不排除其中有虚假的成分,档案造假古今中外可谓屡见不鲜,因此在选择传播信息时,应该注意鉴别档案信息的真实性。如 2019 年有不法分子盗用国家档案局名义编写档案相关手册,并冒用山西省档案局名义向地方档案部门征订,为此国家档案局不得不发出“郑重声明”予以辟谣[15]。

  档案信息的解读只有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才有价值,而当前许多媒体却有意忽略时代背景与档案信息的内在关联,对档案信息进行选择性解读和传播。如台湾“国史馆”档案史料文物查询系统上开放了总数超过26万件的蒋介石档案,其中一份电报中提到“台湾只是我国的托管地”,这句话竟让“绿委”借机发挥,妄称台湾不属于中国[16]。这部分人有意对档案内容断章取义解读,割裂了档案信息的内在联系,致使读者不能全面有效掌握档案信息,从而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2.3 传播技术风险

  各类媒体平台在融合过程中,会因为之前建设平台的技术不统一而暂时存在着漏洞,此时最可能发生档案信息被泄露或篡改的风险。这种特定主体在传播过程中因研究、开发和应用某项技术所遭受的损失均可归为技术风险[17],其主要成因在于传播技术本身的不稳定、不成熟以及与相关标准的不匹配。

  档案信息往往保密性较强,在收管存用等环节至关重要,媒体融合环境下这些环节多在各类媒体平台中进行,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信息泄漏或被篡改,其风险不可估量。因此,做好平台的技术维护,确保档案信息在收集、保存、传播等环节中真实可信至关重要。但技术风险检测具有滞后性,在传播活动中只有技术应用造成了一定影响后才可能被发现,且技术风险本身具有客观性,风险只能被削弱和规避,却不能被消除,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使此类技术风险无处不在,人们面对技术风险最初总是无所适从。

  传播风险的成因相当复杂,有的是单一因素在起作用,有的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因此在重视技术的同时,尤其不能忽略人的主观因素,或者说管理因素。比如,现实中部分地区档案部门新浪微博账号被盗用而发布不良信息,究其原因大都是管理人员风险意识缺乏所致,不仅有损档案部门的形象,还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3 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风险应对策略

  媒体融合环境下,随着媒体形式的迅速演变和深度融合及最新传播技术的广泛使用,档案信息传播风险可谓无处不有、无处不在,且无法根除,还有其他风险交织并存,需要拿出相应对策以便及时规避、降低或者转移潜在风险。根据上述风险的梳理,经认真思考和研判,提出如下应对策略,以期对规避和降低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风险有所裨益。

  3.1 提升传播主体的综合素养

  媒体融合环境下,传播主体的综合素养是一种集合检索、选择、整合、质疑、创造、利用、更新和再利用的复合能力,直接影响着传播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可靠性,主要表现为信息素养、数字素养和媒体素养。

  信息素养重在整合、分析信息的内在关联,进而开展信息研判和创新。数字素养主要表现为利用社交媒体技术和数字技术查找、整合、评估、使用与创造数字信息的能力,体现在生活、工作、学习、求职、教育等诸多方面。媒体素养是组织或者个人使用媒体的意识、态度、选择和运用的能力,包括选择恰当媒体形式的能力、理解平台运营的能力、质疑媒体传播效率的能力、评估媒体平台服务质量的能力、创造最佳效益的能力等。

  档案信息传播主体综合素养的提升,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积极引进现成的新媒体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经营人才,也要结合实际,在现有人员中培养出更多具有全媒体理念和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18]。在实际工作中,受到编制和成本的限制,培训现有人员更为有效可行,可通过加强学习交流、到先进单位考察取经、请专家来授课指导等多种方式,尽快培养一支适应媒体融合需求的集采、编、摄、播于一体的专业队伍。

  3.2 发挥档案部门的权威解读

  媒体融合环境下,随着自媒体的不断发展壮大和人们表达观点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其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在媒体话语权的争夺战中分量越来越重,比如上文提到的崔永元事件引发的社会关注。与此同时,对自媒体的监管难度也越来越大,形成了一定的隐患。

  如今,方兴未艾的自媒体也成为档案信息的重要传播者,但是由于缺乏档案意识和专业素养,传播过程中往往出现档案内容失真等风险,诸多不明真相、缺乏判断力的网民很容易被错误引导,一度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盛行。所谓此消彼长,如果“真实”长期缺位,那么“虚无”就会大行其道。因此,档案部门应该主动出击,切实发挥权威解读的作用,严厉打击不正之风,这也是档案部门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传播真实可靠的档案信息,是有效打击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武器,这不仅是专门的档案信息传媒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所有传播档案信息的媒体的责任和义务[19]。档案部门应充分利用媒体融合的便捷来发挥社会服务职能,对社会关注度高的历史档案主动进行权威解读,确保真实的档案信息尽早尽快在各个媒体传播,这样才能溯本清源、以正视听。例如当前国家档案局网站公布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日军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 等,都是有力反击虚假档案信息传播的重要武器。

  3.3 重视传播技术的风险管控

  截至目前,传播已经历了记号和信号时代、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大众传播时代,每个时代均有不同的传播技术来辅助和推动传播活动。

  当前,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各行业各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更迭换代加速成为主旋律,传播技术也不例外,随着各种新型传播手段的不断涌现,信息传播的效率空前提高。媒体融合环境下,稳定的传播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多媒体技术是信息传播活动中规避风险的重要保障。引进或者研发新的传播技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信息生态和传播环境,甚至关乎国家信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

  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发展现状的传播技术方案,以技术创新来推动媒体融合,用技术创新来应对传播风险,应该引起重视并提到日程上来。结合现实,多机构合作开展联合技术攻关是首选,媒体与专门的科研机构合作,或充分利用高校的研发基地、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等技术创新平台,共同针对某一技术问题,成立项目组,设立常设技术实验室,或跨地域设立技术研发团队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4 结 语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传播技术的更新换代更是令人目不暇接,随之而来的传播风险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档案信息传播既然想搭上新型媒体的快车,就必须直面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的诸多风险,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档案信息的传播主体,还是档案部门,都应该积极思考应对策略,主动担负起风险防范的责任和义务。——论文作者:朱兰兰1 李璐璐2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明星.基于新旧媒体融合视角的档案工作信息宣传模式探索[J].兰台世界,2017 (S2):20-21.

  [2]谢方.推进音像档案事业服务媒体融合发展[J].档案时空,2017(4):27-29.

  [3][18]罗京.加快新旧媒体融合发展做好档案宣传工作[J].四川档案,2018(2): 12-14.

  [4]夏晴.媒体融合呼唤创新型媒体档案管理人才[N].中国档案报,2014-08-08(2).

  [5]李旭红.媒体融合呼唤创新型档案管理人才[J].新闻战线,2017(19):105-106.

  [6]张燕.媒体融合语境下数字档案记忆的价值定位与开发机制[J].档案学研究, 2016(3):44-48.

  [7]杨溟. 媒介融合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9.

  [8]韦路.媒体融合的定义、层面与研究议题[J].新闻记者,2019(3):32-38.

  [9]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奋斗,2019(6):1-5.

  [10]陈丽.档案信息检索[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2.

  [11]任福兵.网络社会危机传播原理[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17.

  [12]毛子骏,黄膺旭.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发展融合中的潜在风险研判与应对研究[J].电子政务,2019(3):18-26.

文章名称: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风险研究

文章地址:http://www.sciqk.com/lwfw/dzlw/125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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